在潜藏于不断增长的数据背后，我们还可以瞥见一个更为残酷的基本现实。气候变化带来了可能影响这些金融中介现金流量的实际政策风险和机遇。让我举一个非常真实的例子。
在2019年夏天，我参加了年度Amundi全球投资论坛，该论坛的特色是有好有为，由奥巴马政府前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担任主讲。一个令人着迷的小组以法国中央银行行长为特色，他说，像他这样的机构将来在气候变化方面可能不太看好危机发生时抵押品的受损。
因此，如果您是一家投资银行，但能源部门的许多贷款遭到疯狂破坏，您可能会开始三思而后行，以备将来发生经济危机时，将这些债券作为任何批发贷款的抵押。在现实世界中，这代表了银行的额外风险，必须在债务成本中反映出来，随着成本的明确表达和衡量，债务成本必定会上升。
过往表现
在我看来，ESG筛选对于任何关心未来现金流的固定收益投资者都是有意义的。但是过去呢？基于ESG的策略是否为固定收益投资者提供了有意义的绩效数据？回到三位一体的阿尔法点，如果债券投资者采用了ESG筛选，债券投资者会领先于同行吗？根据Amundi分析师自2014年以来的最新收益研究，答案是肯定的。
他们总结了他们的发现：“自2014年以来，ESG的整合已在以欧元计价的固定收益投资组合中创造了alpha。确实，对于以欧元计价的投资级（IG）债券组合，同类最佳债券（根据ESG评分，最佳评级为20％）和最差债券之间的多头/空头策略的年度超额信用收益（根据ESG评分，最差评级为20％）债券达到37个基点。”
令人奇怪的是，尽管这一积极结论并不适用于美国市场，在美国市场上，结果更“令人失望”，但ESG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是积极的。
“实际上，如果我们同时考虑多头/空头，同类最佳与同类最差策略以及基准控制的优化投资组合，那么从2010年至2019年，ESG投资是表现不佳的根源。
“尽管如此，我们注意到，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2010年至2013年期间的严重表现不佳已大大减少。自2014年以来，基准策略的ESG投资年度成本为每年9个基点，而2010年至2013年则为24个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