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公益的牵手
影响力投资的出现和发展有其必然性。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方式下，快速获取利润成为衡量所有投资行为的唯一标准。人的贪婪本性在该制度和金融过度创新下发挥到了极致，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社会和人们带来巨大动荡和伤害。人们在反思，我们能否打破资本贪婪的魔咒，是否存在“善良”和“耐心”资本？
同时，随着全球社会环境问题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公益界也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如何使得更多私人领域的资金投向公益变得日趋重要。传统的捐赠行为，类似于授人以鱼，鱼吃光后，人还会饿，需要以一个更可持续的方式开展公益，解决当今急迫的社会问题。近年来，社会企业应时而生，以运作企业的方式企图解决社会问题，同时获得商业利润。但是其成长和壮大需要更耐心资本的支持。
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上述问题呢？商界尤其是投资机构、基金会和一些新兴的社会企业一直在苦苦思索。2007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了一个创新的理念——影响力投资，力图创造资本与公益的非典型牵手。简单地说，影响力投资是资本界和公益界的“跨界”，各种传统理念的“混搭”，倡导资本通过有经济效益的投资来做公益。
大概连洛克菲勒基金会自己都没预料到，影响力投资这个“混搭”理念在提出之后便广受关注，并被一些资产管理机构和基金会落实到实践中。2010年，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把影响力投资界定为资产类别（Asset Class）的一种，更是奠定了影响力投资在投资界和公益界的地位。
影响力投资是模式创新
影响力投资，是英文impact investment（或impact investing）的直译，也有人将之翻译为效应投资或社会效应投资的。因为理念太新，至今尚无公认统一的定义。维基百科上写道，影响力投资是指在投资过程中不仅考察财务收益，也要考察投资项目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包括产品和服务所产生的影响。一些金融机构也纷纷给出定义，例如，瑞银（UBS）认为，影响力投资是一种创新的投资策略，专注投资对社会和环境有积极影响同时还有财务收益的项目；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则认为，影响力投资是以创造可测量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目的且具备财务增值潜力的投资。
虽然各有说法，但有两点共同：一是强调产生环境和社会影响；二是强调财务回报。微妙的差别是二者之间的优先次序：是环境和社会影响优先，还是环境、社会和财务收益并重？似乎瑞士信贷强调前者，瑞银则强调后者。
笔者认为，从影响力投资产生的根源看，投资是否产生财务收益并不是关键，关键应该是投资对象是否可持续地对环境与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因此，笔者对影响力投资定义为：一种新兴的投资理念，它以产生实际的环境或社会的积极影响为主要目标，通过主动且有策略的投资行为，使投资者在当期或在可预见的未来获得持续、稳定和可接受的财务回报。
这里包含几个要点。首先，对环境或社会的积极影响是投资目标之一，可能是唯一目标、主要目标或众多目标中的一个。如果对环境或社会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目标，同时兼顾财务回报及可持续性，则可列为狭义的影响力投资（或称之为Tier 1影响力投资）；如果是在传统投资(for-profit)基础上延伸出对社会和环境影响不同程度的关注，对环境或社会的积极影响只是投资目标之一，并非主要，更非全部，则可列为广义的影响力投资（或称之为Tier 2影响力投资）。
其次，投资应当是主动且有策略的，这是为了排除“主观利己、客观利人”的情况，影响力投资者应当有“主观利人”的动机，投资前就要考虑环境或社会的积极影响。
再次，关于财务回报，可以是在当期或可预见的未来、持续稳定且可接受的。之所以可以是可预见的未来，主要是考虑到此类投资多是长期回报，不见得一下子就能看到收益；之所以强调持续稳定，主要是考虑到要有成功的商业模式，如果没有，项目就从投资项目变成慈善项目了；之所以强调可接受，主要是考虑到由于商业模式和行业的区别，有环境和社会影响的投资项目能够产生的财务回报各异，需要有共同愿景但对财务回报要求各异的影响力投资者。影响力投资收益高低不一，有的投资者要求高收益，有的投资者则只要求低收益，甚至有投资者会接受零收益，即仅收回本金。
从本质上说，影响力投资是一种投资模式的创新：或是将公益元素整合到投资产品，又或是将投资理念引入到公益项目。这样“混搭”的结果就催生出一些既有利社会、又创造财富的投资模式。举例来说，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支持边远地区农民生计，那么，捐钱捐物是传统的公益模式；拿钱和当地农民办一个手工艺品作坊，独立营收，是社会企业模式；发起小额信贷资金资助农户创业、或入股不同类型的农民作坊，就是影响力投资模式。从公益模式到社会企业模式，再到影响力投资模式，同样资金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逐步放大的，这就是投资的杠杆效应，也是影响力投资的魅力所在。
影响力投资的理念可以在很多领域得到应用。摩根斯坦利已将影响力投资作为资产类别的一种，如果我们能灵活运用这一资产类别，将其整合到各类投资组合管理中，我们会创造出多种差异化的投资品类，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的差异化需求，同时还能产生良好的品牌效益和社会效益。譬如，金融机构可以发起影响力投资理财产品，将客户资金或理财收益的一部分投入到具有社会效益的领域；公募基金及私募基金可以发起影响力投资基金产品，选择那些具有社会效益且长期收益良好的股票或项目；基金会也可以作为投资者，将闲置资金投入到与基金会宗旨一致且有盈利前景的项目中。类似的创新是难以穷举的。
中国影响力投资的先锋
影响力投资在中国仍是新事物。放眼全国，高举影响力投资的旗帜且真正进行投资的机构可谓凤毛麟角。当然，也有机构在做影响力投资的事却没用影响力投资的名，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所做工作可纳入影响力投资的范畴。
笔者认为，目前主要有三股力量在驱动中国影响力投资的发展，分别是：专业的影响力投资基金、传统非营利组织和传统金融机构。它们可谓是现今驱动中国影响力投资的三驾马车。
第一类机构是近几年在影响力投资浪潮中应运而生的专业基金。此类基金专门投资影响力投资项目，其运作形式类似于传统风险投资基金(VC)。和风险投资要求通过复制和杠杆效应获得高额财务回报一样，专业的影响力投资机构通过类似的方式获得高增长的社会影响力。倘若项目仅仅产生稳定或小规模的社会影响力，则不能达到此类基金的要求。与传统风险投资不同的是，影响力投资基金对于财务回报和周期的要求更加灵活，提供中长期（例如3至8年）的耐心资本，同时考虑到增加的社会成本对财务回报的影响。
从2007年以来，中国出现了多家专注影响力投资的投资基金和顾问机构，如爱维稳特（Avantage Ventures）、LGT公益创投、岚山资本、创思（Transist）。
相比第二类和第三类机构，影响力投资专业基金在如下两方面优势明显：一是较为成熟的商业投资运作模式，例如LGT公益创投在全球已运作多年，经验丰富，可供中国借鉴；二是机构的人员在投资领域有专业的背景，很多创办人和基金经理都来自投资银行。但是，因为此类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时间短（国外机构）或成立时间较短（本土机构），在国内规模较小，对当地社会问题和行业风险机遇的把握还处在逐步探索阶段，也没有退出案例可供参考。在现有的投资中，大部分也只是处于投资初期，如爱维稳特在2011年底投资的乐朗乐读项目[1]等，投资成效还有待时间检验。
第二类机构是从传统的非营利组织发展转化而来的影响力投资机构。此类机构通常有明确的使命，致力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
在成立初期，他们常以非营利组织的传统手法开展项目，但随着社会企业及影响力投资概念的普及，他们开始尝试以新的组织形态和运作模式将社会目标和商业模式进行融合，并逐步转变为投资社会企业的影响力投资机构。他们不是专业的投资机构，但对社会和环境问题有深刻的见解和较好的把握，且在业内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因此，他们会选择商业模式成熟且容易规模化社会影响的行业进行投资，也会选择与脚踏实地同时又富有远见的社会企业家合作。
此外，由于国内社会企业发展尚处于早期，缺乏可投资的对象，因此这些影响力投资机构往往采用伙伴式的投资方法，兼备投资对象的管理者及投资者双重身份。
由于资源限制及专业人才匮乏，目前国内这类影响力投资机构数目也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02年成立的北京富平学校，他们已在就业与社区服务、微型金融、早期教育等领域投资并管理着五家社会企业。此外，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也在小额信贷及婴幼儿健康领域进行了影响力投资的实践。
2012年6月，基于新经济中国（New Ventures China）平台建立起来的中国第一家针对环保型中小企业提供投资和加速器服务的影响力基金，中国影响力基金（China Impact Fund）宣布成立。到目前为止，该基金已经选投了四家New Ventures China公司。2012年10月，“新湖-育公益创投基金”在天津宣布成立：750万元来自浙江新湖集团捐赠爱德基金会设立的“新湖公益创投基金”，250万来自深德公益发起的“育公益创投”。
在可预见的未来，此类由国内非营利组织发起的影响力投资机构将会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预期他们的投资领域将十分广泛，投资的方式也更多元化，如创新业务捐赠、股权和债权融资等。
第三类机构是传统的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和基金公司等。此类机构通常有成熟明确的盈利模式和盈利目标，以财务收益为导向，且调动资金的规模可观。他们会将社会或环境因素作为业务中的新附加值，以获取商业声誉、降低信用风险和资金成本、提升品牌形象。有的还会借此研发新产品，在细分市场独占鳌头，提升竞争优势。
在银行业，开发绿色金融产品成为兴业、浦发等银行的一大特色。以兴业银行为例，该行在2007至2011年间累计发放包含节能减排融资业务和排放权金融业务在内的绿色金融贷款两千多笔，金额达八百多亿元，在环境收益方面取得显著成果。此外，兴业银行还开发绿色理财产品，带动客户投入影响力投资领域。银行还可以通过设立专门部门、购买债券等方式，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我国的社会融资以银行贷款为主( 占70%以上)，因此商业银行开展影响力投资意义深远。
在基金界，青云创投与兴业全球基金较有代表性。前者是私募基金（中国环境基金），主要投资新能源、环保、生态农业等领域，不仅取得了丰厚的财务收益，同时引导其受资公司实现了巨大的社会与环境效益。后者是公募基金，先后推出了兴全社会责任基金、兴全绿色投资基金，均实现了环境效益和投资效益的双赢。
可能有读者会质疑：将银行和基金这些逐利的商业机构列为影响力投资机构是否牵强？其实，按照前文定义，只要他们投资（或贷款）将对环境或社会的积极影响列为投资目标之一，就可纳入广义影响力投资的范畴，是比较典型的Tier 2投资者。
与前两类影响力投资机构相比，此类投资机构更是主流投资，体量庞大（尤其是商业银行），撬动的社会效益也更大，因此应引起相当重视。近期，我们注意到包括银行、信托、基金、第三方理财等在内的多类金融机构已开展关注影响力投资，并在探索如何设计影响力投资理财产品，为具有此类需求的高净值客户服务。这样的产品可引导巨量私人资本进入影响力投资领域，小溪变河流，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进步发展带来更大的影响力。
前景光明，路在何方？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但同时，出现了诸如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等众多社会问题，经济社会的发展亟需转型。如果说，过去三十年财富的创造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那今后三十年就是要通过解决社会环境问题来创造财富。哪家企业能用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解决污染问题、资源短缺问题、老龄化问题等，谁就能为社会带来效益，为自身创造更多财富。影响力投资的使命就是要找到并投资这样的企业，助力并分享其成长的成果。
因此，我们可以乐观地认为，影响力投资的前景一片光明。但在中国，这条路应该怎么走？和其在国外的发展对比，我们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投资可以先尝试在如下方面取得突破：
首先，向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社会企业和公众普及影响力投资的理念。需要树立一些经典的影响力投资案例，把抽象的影响力投资理念具体化，让政府、投资者、公众舆论对此有更直观的认识，吸引更多人投入到这一领域。现在，能够拿出来讲的成功案例实在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诸如社会企业一类的投资对象本来就不多，上规模且有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及平衡的经济回报的项目更是凤毛麟角。另一方面是因为多数现有投资尚处早期，项目还在孵化中，故事想讲也讲不出来。所以我们要加快这一进程，尤其是培育更多的上规模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
其次，要引导更多资本进入影响力投资领域。资本多了，市场流动性增大，整个行业才会更加活跃。目前，普遍存在投资者少、资本额度低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可以扮演重要角色，通过提供优惠政策鼓励更多资本进入能够带来社会和环境正效益的投资领域。此外，我们还要为投资人解决退出机制的问题。国外（如新加坡）已经有专为影响力投资设立的交易所，中国也可以考虑这个发展的方向。总之，影响力投资生态体系的搭建十分重要。
再次，我们还要统一影响力评估的标准与方法。传统投资项目都有各种财务报表，帮助投资人做投资回报分析。在影响力投资中，这也是必须的。但是，因为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货币化的弹性区间很大，怎么做出统一可比且合情合理的测算就尤为重要了。国外，影响力投资机构已经共同开发了影响力会计标准IRIS（Impact Report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及以此为基础的项目评级体系GIIRS（Global Impact Investing Rating Systems）。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十分值得我国借鉴。
总之，影响力投资是给当权贪婪资本的当头棒喝，是资本与公益的联姻，为现今受困于种种问题的社会和人们带来希望，因此值得我们去共同参与和支持。（作者：高嵩，郭沛源，胡昕，张翕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