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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森林火灾后时代的气候变化政策思考

澳大利亚森林火灾后时代的气候变化政策思考(图1)

澳大利亚森林火灾后时代的气候变化政策思考(图2)

2020年,肆虐澳大利亚几个月的森林火灾给澳大利亚造成了严重损害。

2020年1月,悉尼大学生态研究中心估计,因为森林火灾,最少10亿只鸟类、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在森林火灾中丧生。澳大利亚环境部表述,森林火灾对澳大利亚生态环境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但是,相关情况必须只能在大火扑灭的之后才能给与一个科学的评估。这种表态无不说明,澳大利亚森林火灾的真实情况是令人忧虑的。除了经济层面上高达50亿澳元的损失,澳大利亚森林大火将进一步的打破了森林系统和气候系统的良性依赖关系,构成重大的系统性风险。
有学者对历年澳大利亚森林火灾予以全面的分析,近年来,森林火灾的发生频率在激增,不仅对公众的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也加剧了生态环境系统的风险。
事实上,澳大利亚森林火灾已经常态,其直接原因是:
(1)高温天气;

澳大利亚森林火灾后时代的气候变化政策思考(图3)据外媒报道,2019年南澳大利亚州阿德莱德,一只猫头鹰疑中暑从树上掉下来。当地当日最高温度达到了45.3℃

2019年,在短短的90天内,澳大利亚高温天气打破了206项高温纪录。以悉尼为例,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要比2015年增加了20天。南澳的Nullarbor的气温达到了50摄氏度。2019年春季,频发的高温天气使得许多地区的“累积火灾危险”正在增加。这种恶性循环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森林火灾防御体系的常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对澳大利亚气候变化政策做出独立的调研,认为到2050年,因气候变化政策,澳大利亚的夏天将会正式进入40度的时代,高温天气将加剧森林火灾发生的风险。
(2)干旱。

澳大利亚森林火灾后时代的气候变化政策思考(图4)

2019年,澳大利亚气象局宣布,2019年春季是有史以来最干旱的春季。根据第三方的相关调研,2019年澳大利亚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只有往年的一成。早在2014年,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曾对澳大利亚水土蕴含做过调查,明确的指出,气候变化加剧了土壤层水资源蕴含的贫瘠化。也有其他研究机构调查表明,干旱的增加每年将给澳大利亚带来73亿澳元(53.4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每年损失全国GDP的1%。需要注意的是,该数值不包括因气候变化而造成间接损失,包括森林火灾等。
虽然,澳大利亚森林火灾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的合力下而形成的,但是气候变化政策的不科学性绝对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受到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澳大利亚火灾的风险已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根据PerilAUS的调研数据表明,因森林火灾风险造成的房屋损害数据已经逼近20%(2010年数据)。2014年新南威尔士州集中爆发森林大火,共造成200栋房屋的损害,2人的死亡,商铺的毁损也非小数目。

澳大利亚森林火灾后时代的气候变化政策思考(图5)

从上述数据可得知一个简单的结论,澳大利亚森林大火已经常态化。这个变化与气候变化政策的变动有着直接关系。澳大利亚相关学者从历年气候变化政策的变动入手,认为气候政策的不作为将无法遏制澳大利亚气候温度的上升趋势。有气候专家分析,21世纪初期,澳大利亚气温的上升幅度已经达到1.5度。在21世纪内,气温的上升趋势将实现新的突破。同时,澳大利亚森林火灾也将加剧澳大利亚气候变化的恶性循环。山火燃烧不仅释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硫,也造成短时间内温室气体的堆积,造成了正回馈循环(positive feedback loop)。

莫纳什大学相关研究表明,如果澳大利亚在气候变化方面不采取强有力、连贯的措施,温室气体的正回馈循环将彻底改变澳大利亚的生态环境系统

澳大利亚森林火灾后时代的气候变化政策思考(图6)

森林大火加剧了公众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担忧。根据2019年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民意调查,超过60%的受访者表示,气候变化政策的不确定性是最大的威胁。而在2014年的数据仅有50%。
但是,就目前而言,这种担忧情绪并未能实质性的推动澳大利亚气候政策的改变。奉行气候政策保守态度的执政党并不会因为森林火灾而实行积极的气候变化政策。
那么森林火灾之后,是什么因素决定着澳大利亚气候变化政策的走向。国内外的学者们对此有着相对一致的看法,即经济结构决定了气候变化政策。
通过上期对澳大利亚碳税法案的剖析,不难发现,澳大利亚的经济结构呈现不均衡的制度特征,即传统高排放的产业占据了主导地位,绿色能源产业只是经济体系中的很小一部分。以2018年澳大利亚政府工作报告为例,第一季度出口产品中,传统能源产品,例如煤炭、有色金属等占据了出口额度的一半以上,同比2017年第一季度,增加了3.1%。与当今澳大利亚政治博弈而言,积极的气候变化政策往往意味着是传统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放弃,最终将损害政治选情。

澳大利亚森林火灾后时代的气候变化政策思考(图7)

澳大利亚森林火灾的悲剧深刻说明了一个事实,应当建立起以能够包容气候变化和经济增长的政策体系,即限制气候变化和经济增长的正向的激励机制。该模式下,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并不与经济体系产生冲突。反之,实现经济结构的“绿化”。
2017年,国际能源署提出应当建立一体化和协作化的方式,将经济改革与目标远大的气候政策相结合,调动必要的投资,在实现长期气候目标的同时,刺激经济增长。这种模式并非简单地建立起积极的气候变化政策,而是对整体经济要素的考量,包括:
(1)对低排放、气候适应型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有步骤的改善气候变化的基础社会;
(2)必须制定额外财政计划,强化对绿色技术活绿色产业的补贴,促进气候友好型产业的良性增长;
(3)建立起绿色能源转型的引导体系,改善能源经济配置非均衡的特征;
(4)配套合理的激励性措施;
具体到澳大利亚,兼容气候变化和经济增长的方式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地悲剧的可行方法。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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