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英哲：推进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疫情发生的当下，全球化进程经受挑战，社会分配矛盾日益凸显，经济需求较为有限。而疫情爆发实际上进一步加剧了逆全球化的风险，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大，由此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已成为全球各国亟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一是金融坏账风险。在当前的冲击下，如果金融企业已将其金融资源注入到可持续性较差的企业和行业中，尽管短时间内可能能够度过一个比较艰难的谷底，但未来仍有可能再迎来深谷，导致大量坏账出现，继而使得金融机构资不抵债、行业流动性过度紧缺、为实体企业输血困难，最终爆发金融危机。

二是有效贷款意愿不足造成的风险。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世界性问题，尽管近年来我国付出了诸多努力，但实际执行效果与市场期望之前仍然存在差距。实体贷款始终受到政策鼓励，但银行贷款意愿往往不足，导致金融资源最终并没有流向民营、中小微企业，而是持续流向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导致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负债率上升，资金使用效率较差，导致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增大。

上述风险应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予以充分考虑，其中加强金融政策与市场运作方式间的契合度、建立市场化监管激励制度尤为关键。

一是理顺奖惩制度，化解市场顾虑。

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现过银行信贷被违规操作流入私人口袋的情况，为强化银行监管，我国逐步实施了贷款责任制。贷款终身责任制的确明显抑制了不良贷款的问题，但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意愿和积极性。

从实践来看，不良贷款终身责任制之下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市场现象，一方面某些银行在一些地方出现重大事件，而相关分行行长们或者相关部门主管并没有受处罚；但另一方面，很多基层的业务行长们指标压力重重，压力下即使有很好的项目，也不敢去贷，手脚被捆住了。因此，尊重市场的担心或顾虑是理解市场、继而理顺相关奖惩制度的关键，在市场化领域应当建立较为市场化的激励，并匹配符合市场逻辑的惩罚，不良贷款终身责任制可考虑放宽或取消。

二是降低银行负债成本，疏通流动性传导梗阻。

不愿贷的第二个问题在于银行的负债成本，大银行负债成本约为两个点；但中小银行的负债成本大概在三个点左右甚至更高。对应到放贷端，银行负债成本加两个点的息差很容易达到5到6个点，甚至更高。因此，鼓励银行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低成本贷款首先应该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

从目前实践来看，考虑到降低存款利率的难度和复杂性，相关部门已采取了例如专项贷款、再贷款、降准等措施来降低银行压力。但上述举措应更为丰富，其力度和针对性应进一步加强，例如根据实际业务情况，将流动性更多注入到支持中小微企业力度更大的银行中。目前在相关领域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4月22日的国办新闻发布会中，银保监会领导详细介绍了近几个月的政策进展，很多政策颇具针对性，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经济风险主要涉及经济下行压力以及产能配置问题，我们的经济刺激措施是否能避免导致落后产能更加过剩，能否让新兴产业得到充分发展，是需要充分考虑的问题。

一是疫情加速市场出清，救市政策应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从经济数据来看，疫情影响下一季度受冲击最大的行业包括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然而在疫情发生前，从我们对上市银行不良贷款的分析来看，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恰恰也是最容易出现不良贷款的两个行业。2018年国有大银行的制造业不良贷款率高达5.89%，批发零售业高达8.86%。说明疫情是造成产业转变的加速器，而非导致其质变的诱因。事实上，制造业在2017年、2018年的不良贷款率都很高，说明很多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已经逐步出现问题；批发零售行业也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模式。由此造成了疫情对上述两个行业的冲击都比较大。

因此，疫情冲击应放在经济转变大背景下来理解，其一方面让企业产生流动性问题，需要得到相应救助；另一方面，疫情冲击加速市场淘汰过程，对应出台的措施一定要注重经济风险防控与市场经济规律之间的平衡，避免由于一刀切或大水漫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例如，在房产限价政策实施后，出现了在很好的地理位置，建成房屋的质量却很差的现象，质量很差的房子在未来几十年里给居民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成本极大，也造成了房地产行业的劣币驱逐良币。

二是“新”“老”基建空间可观，结构性去杠杆应引导居民财富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以“铁公基”为主的传统基建真的走到头了吗？也未尽然。马上要成为自贸港的海南，穿中线的高速从前只有一条，近两年刚加了一条也只有两条；穿过江西的大广高速公路，大部分路段是两车道，远不能满足通行需求；三峡工程建设初期，很多人说三峡工程投资回报难以平衡，但事实证明三峡工程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非常可观。因此，不管是新基建，还是包括高铁、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水利工程等在内的传统基建，潜在发展空间都很大。

近年来在经济风险防控中，控制杠杆率水平是重中之重。然而，一边是基础设施建设筹钱无力，地方政府杠杆已经较高；另一边是金融市场存在乱象，普通老百姓在资本市场和金融理财方面频频被割韭菜，投资回报很差。如此结构性矛盾实际上反映了居民财富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能否引导大众居民财富参与到高速公路、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投资中成为化解矛盾的关键。事实上，很多混改项目对老百姓来讲收益很高，例如石油管道收益至少7%，部分高速公路的收益也十分可观。而要打通居民财富进入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的渠道，关键在于能否大胆地对金融行业、对社会投资进行改革，包括是否有必要坚守部分投资领域股东或投资者人数不高于200人的限制，能否让一般公众参与到国家或地方政府的重大项目中并享受回报。我国居民金融财富存量达160万亿以上，如能引导部分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则有望实现民生、民享的双赢局面。

疫情爆发极大考验了公共卫生体系治理能力，也集中反映了社会发展不平衡、分配不均等结构性矛盾。从短期来看，疫情防控应当兼顾医疗卫生风险防控与经济复工复产；从长期来看，应更加注重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化解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一是疫情防控措施应更为多元，不可一刀切。疫情防控举措是医疗卫生的风险管控水平的整体体现，从实践情况来看，各省防控政策差别很大，例如针对跨区域人员流动是否一刀切等，但实际效果差距并不明显。因此，各省应当相互借鉴，在防控疫情方面可以稍微大胆一些，综合运用更多工具来进行管控，而不是简单一刀切。

二是加大脱贫意识培育及能力建设，实现贫困人口可持续脱贫致富。2020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精准扶贫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矛盾的关键，相比于短期脱贫效果，更重要的是让脱贫可持续，即不仅通过购买扶贫产品实现快速脱贫，更要让贫困人口在未来能够持续致富。其中，既包含对贫困人口脱贫意识的培育，也包括对其脱贫能力的建设，最终形成可持续致富路径及市场竞争力。因此，要在意识培育和能力建设层面加大投入，提升教育资源供给，完善配套基础设施。从效益来看，对贫困人口每一块钱的投入，其经济和社会回报都是远高于投入的。因此，提升扶贫质效既是我党“执政为民”理念的落实，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千年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