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体普遍采取了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有助于亚洲渡过此次难关，变得更加强大。
新型冠状肺炎(COVID-19) 大流行引发了人们对全球债务危机重现的恐慌。在经历了十年历史低位利率后，全球经济已负债累累，2019年，全球债务总额达250万亿美元。国际金融研究所（Institute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称，全球债务与GDP的比率已超过320%，创历史新高。
大流行引发的经济放缓意味着企业利润下降，偿债负担加重。这不但会导致违约增加、投资者信心下降，还可能造成大范围的信贷紧缩。
为避免出现最坏情形，并判断复苏轨迹是V型、U型还是L型，政策制定者现在的应对方式非常关键。
多年来，经济学家不断就大规模债务累积带来的风险给予警示。除了企业借贷的增加，金融工程也推动了贷款的扩大化和杠杆化。杠杆贷款是一种向评级低于投资级的企业（即次级企业借款人）发放的贷款。在长达十年的极低息环境下，投资者很难抗拒高息杠杆贷款的诱惑。
据国际清算银行估计，截至2018年年底，全球未偿还的杠杆贷款总额高达1.4万亿美元，比十年前翻了一番有余，但英格兰银行估计这一数字在2.2万亿美元左右。相比之下，美国次贷危机期间的抵押贷款存量约为2.3万亿美元，其中次级抵押贷款为1.3万亿美元。
美国约一半的杠杆贷款被重新打包成担保贷款凭证，截至2018年年底，其规模据美联储估计可达6,170亿美元。担保贷款凭证与担保债务凭证和抵押担保证券类似，其中，抵押担保证券被认为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担保贷款凭证是由银行贷款（或企业债务）而非家庭按揭构成的一种担保债务凭证。二者重要的共同之处是复杂性和不透明性，当然，与担保债务凭证相比，担保贷款凭证的透明度有明显提升，而且得益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监管的收紧，银行的持有量也有限。
目前，非银行投资者持有担保贷款凭证的规模和范围尚不明确。由于近年来杠杆贷款和担保贷款凭证快速增长，金融稳定理事会已经拉响警报。
据美联储估计，美国的担保贷款凭证有15%由银行持有，50%以上由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等非银行机构投资者持有，其余则流向了对冲基金、私人债务投资者和其他投资工具，而对这部分投资者，监管机构知之甚少。如果担保贷款凭证给非银行投资者带来重大损失，银行也会被置于间接风险之中。亚洲投资者也面临着同样的风险，高收入经济体的机构投资者尤其如此。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并搅乱市场，对众多次贷企业借款人违约的担忧也日益加剧。这可能会引发全球金融体系的连锁反应，就像十年前的美国次贷市场，因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持有担保债务凭证和抵押担保证券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一些行业极易受疫情冲击。就美国的担保贷款凭证发行者而言，航空、旅游和休闲服务公司面临的风险更大。此外，近期油价下跌也在威胁着石油及其他大宗商品的收益。如果疫情持续蔓延，全球供应链断裂可能会导致经济更加萎靡。
多家评级机构报告显示，近年来，评级较低（或投机级）的债券发行者持有担保贷款凭证的比例有所增加。标普全球评级的报告称，美国约20%的担保贷款凭证发行者评级为B级或更低。当经济恶化时，评级较低者往往更容易遭遇降级或违约。据惠誉国际信用评级估计，在其监测的美国担保贷款凭证发行者中，约有12%极易被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放缓所影响。
发展中国家往往容易受到全球信贷紧缩的影响。2018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外债与GDP的比率为33%，略低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34%。尽管亚洲的宏观经济总体稳健，但以往的危机表明，发达经济体引发的金融危机很难不殃及亚洲发展中国家。
在美国次贷危机期间，一些美国银行受到资产质量恶化的重创，于是大幅削减信贷，致使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枯竭。发达经济体中陷入危机的银行纷纷从新兴经济体撤资。如果这些银行是大型贷款机构和全球金融体系的枢纽，那么往往会产生巨大的国际溢出效应。
与十年前相比，今日金融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如果贷款违约造成发达经济体银行体系的震荡，亚洲各银行可能会遭遇重大冲击。
然而，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必定能战胜这一挑战。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来避免债务危机。
第一，二十国集团（G20）的政策制定者应立即协调行动，提供及时、有效的政策支持，避免市场恐慌，同时采取积极有力的先发措施，遏制病毒蔓延。
七国集团（G7）3月份发表声明，承诺“运用一切适当的政策工具”，此举受到广泛欢迎。然而，真正缓解市场恐慌情绪的是：美国政府宣布推出经济刺激计划，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500亿美元财政援助。由此可见，行胜于言。全球价值链和金融体系相互依存，这需要G20扩大参与，并采取行动提升效率和公信力。
第二，各国需要协调境内外行动，以保证商业活动的继续，提振信心，通过税收减免和紧急贷款来预防大规模违约，并为金融系统提供充足的流动性。
由于货物和人员流动受限，资本成本和营商成本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对商业和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破坏。各国政府可以根据自身财政空间及其他情况，考虑采取非常规措施，如削减所得税、实行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此外，还可以将减免冠状病毒检测及治疗费用纳入医疗补助。
第三，监管机构应谨慎监测银行和非银行投资者，尤其是系统重要性投资机构，有序降低杠杆贷款和担保贷款凭证给这些机构带来的过高风险。
受杠杆贷款和担保贷款凭证直接影响的一些亚洲高收入经济体应审查并收紧风险敞口。政策制定者必须保持警惕，继续实施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控制债务水平（尤其是外债水平），并准备好通过金融安全网络安排，及时注入流动资本。在全球金融市场遭遇重挫时，新兴经济体通常会面临美元融资压力和资本流动逆转的情况。要为境内外提供所需的紧急流动资本，区域和全球合作至关重要。
值得庆幸的是，在经历了最近两次金融危机后，亚洲经济体普遍实施了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拥有良好的财政缓冲及外部缓冲机制。如果经济韧性能通过妥善的政策得到加强，亚洲就能克服难关，变得更加强大。
朴信阳（Cyn-YoungPark），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和区域合作局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