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分析 | 环境政策如何影响定向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当前越来越多实证研究表明更严格的环境政策能够激励环境技术创新。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激励会导致其他领域的技术减少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环境政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熊皮特增长模型，以探究严格的环境政策如何影响科研创新的方向从而影响应经济增长。该模型刻画了关于污染排放、环境政策以及减排支出的一些特征事实。通过数值模拟，严格的环境政策毫无疑问会降低污染排放但也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然而，通过用美国数据来校准模型，即便是大规模的环境政策变革也对经济增长影响甚微。这意味着以往的静态和外生增长模型（如DICE）对环境政策的福利效用缺乏足够的研究。

模型构建主要刻画以下六个基本的特征事实：

（1）污染排放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既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而单位排放强度会随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

（2）单位排放强度随时间推移与环境政策力度而逐渐下降。

（3）环境政策力度随时间提高。

（4）环境相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大致为固定比例。

（5）在污染排放下降的过程中，污染减排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大致固定。

（6）污染减排主要是来自于企业部门。

本模型基于 Aghion and Howitt (1998)所以建立的熊皮特增长模型，由家庭、最终品企业与中间品企业组成。其中经济体存在两种技术，分别为生产技术和减排技术。劳动力可在普通部门（中间品）和减排部门（中间品）之间分配，也可以在中间品部门与技术研发部门之间分配。一单位劳动可生产一单位中间品，而技术创新服从泊松过程。

当模型参数设置合理时，可推得更严格的环境政策将使得普通部门中间品的需求降低，而减排部门中间品需求上升，从而引发劳动力向减排部门转移。同理，普通部门的技术研发的劳动力也将转移到减排部门的技术研发部门，从而加快减排技术进步。而劳动力在中间品部门与技术研发部门之间的转移方向则取决于两部门最终品生产技术中，中间品投入所占份额相对大小。更严格的环境政策，将使得普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经济增长）降低，而污染的排放增长率也降低。

当用美国的数据校准模型时，本文比较污染税收占GDP比重分别为1.09%和10.9%的情况。每将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则分别导致两种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下降0.025%和0.003%。相应污染排放削减能达4.3%h和0.37%。可见环境政策收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远弱于污染减排的效果，这是因为美国污染减排支出占GDP比重小，污染减排市场规模小，所以即便是很小的环境政策收紧对污染减排的影响也较大，但对整个产出市场影响却很小。

当重新设置本文的核心参数，将普通生产部门和减排部门的初始技术设置为1:1时，则环境政策力度收紧对经济增长将产生显著的负面效应。污染税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可导致经济增长下降接近1%，工资下降可达2%，而排放强度和排放量都可下降40%。

在长期看，短期微小的经济增长负面影响随时间积累会变得很明显。从最差的情况预测，税率提高1%，50年后若不考虑经济增长则产出损失可达1.21%，如考虑经济增长则产出损失可达2.09%。为了更好的评价环境政策的福利效用，本文使用了“当期消费补偿”的指标（即需要把当期消费水平提高一定百分比才能弥补环境政策导致的福利损失）来衡量福利变化。当税率每提高1%，福利水平（“当期消费补偿”）将下降0.4%，其中经济增长的累积影响约占福利损失的30%。

本文通过构建熊皮特增长模型以刻画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与减排的影响，并发现通过现实数据模拟，环境政策收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远远低于减排的效果。并且本文分析可能为未来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第一，本文提出了“技术调整”环境政策力度的度量方法。第二，可能的研究方向包括用污染税以补贴相关的技术创新可能会得出更有价值与政策意义的研究结果。第三，本文可能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污染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提供研究思路，因为发展中国家往往面临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政策也许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在治污过程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A Schumpeterian growth model is developed to investigate how environmental policy affects economic growth when environmental policy also affects the direction of technical change. In contrast to previous models, production and pollution abatement technologies are embodied in separate intermediate good types. A set of stylized facts related to pollution emissio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pollution abatement expenditures is presented, and it is shown that the developed model is consistent with these stylized facts. It is shown analytically that a tightening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icy unambiguously directs research efforts toward pollution abatement technologies and away from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This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reduces economic growth and pollution emission growth. Sim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even large environmental policy reforms have small economic growth effects. However, these economic growth effects have relatively large welfare effects which suggest that static models and exogenous growth models leave out an important welfar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文献分析：

陈川祺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

研究指导：

王   遥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