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中的“半边天”：气候变化下的女性脆弱性与力量

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频发，科学警钟不断敲响，气候变化的影响对我们来说已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和内容则颇为复杂，不仅包括改变人类活动足迹、采取减缓和适应行动，还意味着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变革和挑战。一方面，女性在气候变化的威胁下面临着更严重的经济负担以及健康、保障和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女性对于维护社区和自然资源管理的贡献往往被低估和忽视。

气候脆弱性指的是容易遭受或者没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及极端气候事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最脆弱的人群往往是那些居住在气候变化脆弱性高的国家或地区、高度依赖自然资源为生计来源的人群，而在这些人群中，若是生产资源的所有权和获得渠道得不到保障，将会首先受到冲击。联合国妇女署2020年的数据显示，女性的生产方式普遍更依赖自然资源，然而她们的土地所有权比例仅14%。这不仅意味着气候变化加剧、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女性的生计更为不稳定，也意味着，政府和发展机构对当地的干预和安置计划很可能忽视女性的经济参与，加之当地女性缺乏参与决策和发声的机会，这些因素导致其利益和需求被长期忽视。

数据来源 | 联合国妇女署

面对气候变化影响，女性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完成生产工作及家务劳动等照料工作。因为社会性别分工和观念，除了直接参与经济生产，女性还需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家务、育儿、照料亲人、采购家庭用品，这些照料工作（Care work）对于经济和社会运作不可或缺，却在全球范围内仍属于无偿劳动。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部分乡村地区，女性通常负责采集饮用水、家用燃料等物资。气候变化影响下，当地降水分布发生变化或发生干旱等极端天气灾害，这导致女性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获取饮用水和燃料，从而增加了她们的劳动时间和成本。^[1]

“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在气候危机下会对女性带来什么冲击？

来源 | Actionaid ‘Making Care Visible’报告^[2]

气候变化引起的环境恶化、极端天气、资源短缺、气候移民等问题，会间接地影响女性的安全和健康。联合国于2020年6月发布的《性别、气候与安全：在气候变化的最前沿维持包容性和平》就提出，在因气候变化影响而导致的被迫迁移过程中，气候移民的安全面临更为严峻的暴力威胁。传统性别观念中，男性通常被认为是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当他们的生计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时，他们承受更大的社会和家庭压力，因而不得不离开家乡寻找新的生计来源。在这样的家庭里，无论是这些背井离乡的男性还是留守的妇女和儿童，其安全保障都面临威胁。在这些不稳定的情况下，妇女和女童面临遭受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和其他暴力侵害的风险往往高于男性。^[3]  

在一些国家，为妇女和女童以及所在社区发声的女性环境保护者，甚至面临着被绑架、性侵甚至谋杀等人身威胁。2016年，洪都拉斯的原住民女性社区领袖Berta Cáceres在自己的家中遇害，震惊全球。然而不仅在洪都拉斯和中美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和原住民都因他们为气候和环境发声而面临人身危险。^[4]

洪都拉斯人民向社区领袖Berta Cáceres遗像献花 

来源 | The Guardians

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因为一系列相交织的社会、资源和生理原因，气候变化相关的自然灾害给女性健康带来更为严重的威胁。^[5]  例如，一些地区的社会观念不允许妇女独身一人外出求医，因而影响其获取有效治疗。部分地区缺乏针对女性生理问题的医疗资源，导致女性尤其是孕产妇的健康受到威胁。此外，女性通常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料受气候灾害和环境恶化影响的亲人。另外，在气候变化和自然灾难下，男性也面临特定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风险。传统的“男性气质”观念导致男性普遍地具有较差的健康意识和习惯，并期待男性勇于冒险、在危机下从事高风险的工作，他们也更容易在危机和灾难下挺身而出，甚至低估了风险，将自己置于更为危险的境地。

事实上，女性在环境风险管理、气候减缓和适应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例如，许多气候适应（Climate Adaptation）项目发现，农村女性作为从事农活的主要劳动者，具有丰富的气候适应的本地经验，对当地的生态和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有着独特的知识和理解。让女性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决策过程，将有助于制定有效的适应方案，加强整个社会的气候变化韧性。

各国已经认识到妇女参与国际气候治理体系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框架性的概念和方法。200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称《公约》）将女性的参与和话语权提上了议程，这包括了在《公约》谈判进程本身和各国环境政策和气候解决方案中有效地动员妇女的知识和参与，确保她们拥有发声的权利和渠道。2014年于秘鲁利马召开的《公约》第20次缔约方大会（COP 20）通过了《利马性别行动方案》，将性别平等纳入《公约》的实施、推广促进性别平等的气候政策。在COP 25上，制定了“性别问题行动计划”，明确了五大优先领域，包括能力建设、知识分享和交流、实现性别平衡、参与和妇女领导力、一致性、性别响应性实施和执行手段以及监测和报告。^[6] 在政策制定和项目执行层面施行“社会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是促进性别平等的基本策略，即将女性和男性的需求和经验都纳入到公共政策和项目中，实现平等受益。

截至目前，发展机构（如联合国机构、开发性金融机构、各国的对外援助机构）以及绿色气候基金（发达国家共同出资建立的资金机制，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较有体系地将社会性别纳入其气候减缓和适应项目当中，其中不乏与社区解决方案、气候公正（Climate Justice）等维度良好结合的尝试。

气候投资基金（Climate Investment Funds, CIF）在墨西哥开展的社区可持续森林管理项目就是一个良好的尝试。^[7]  墨西哥的可持续森林管理政策主要关注木材行业的可持续化，以维持森林的固碳能力，达到气候减缓（Climate Mitigation）的效果。传统上，当地女性较少在木材行业就职，此外，当地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源主要由男性掌握，社区决策中女性参与较少。项目从多方面打破了性别不平等的壁垒。一方面，项目为女性提供培训，鼓励她们在木材行业就业；另一方面，项目推动女性参与到墨西哥常见的社区土地共有和劳作结构（ejidos）的决策中，使她们充分运用自己对森林、树木和社区的知识，并协调州级和地方级别的政府，开展运用社会性别视角的研究和规划。

总体来说，该项目提升了当地女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性别观念。来自墨西哥瓦哈卡州（Oaxaca）的Daniela Zárate Zbírate在CIF的项目下加入了当地的木材企业，她说：

为达成《巴黎协定》的目标，全球产业发展和市场结构都需要做出低碳转型。积极的观点认为，低碳转型和绿色经济有利于提升女性的地位。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在实现全球温控目标所需的经济转型过程中，虽然会导致传统行业减少约600万的岗位，但同时会为“绿色经济”行业创造约2400万工作岗位。^[8]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预计，这些新兴的绿色产业可以为女性提供新的工作机会，尤其是那些尚未被认定为是具有“男性气质”的工作，这包括大量的技术型岗位以及气候减缓和适应的政策和项目工作。^[9]

从现实进展来看，实现上述展望仍面临一些挑战，需要制定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政策进行引导。以可再生能源行业为例，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报告统计，2013年到2019年间，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女性从业者占比从20%上升到23%，普遍高于传统能源行业。然而从工作类型来看，女性多从事可再生能源行业中的行政工作和非技术类工作，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岗位中仅有28%是女性。IRENA还指出，女性仍面临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这对她们的职业发展造成阻碍，此外，同工不同酬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10]

可持续能源行业的性别比例 来源 | IRENA

绿色的经济转型有潜力解决部分性别不平等难题，前提是要有效解决女性的双重负担、同工不同酬、玻璃天花板、特定工种的性别刻板印象等“老”问题。面对这些挑战与机遇，若能在绿色转型政策中采取积极的引导和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规划和调控，将有助于实现绿色、低碳和妇女发展的多重效益。

性别平等是促进全球和平、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我们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一环。从气候变化对女性的影响及女性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可以看出，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具备社会性别视角的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规划会产生气候、环境与社会的协同效益：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同时，有助于推动妇女和女童的个体和群体发展，消除不平等、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而言，制定性别友好的气候变化应对政策，可以考虑如下框架性建议。

在这个充满了变革和挑战的时代，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实践亦具有促进性别平等的协同效益。我们将不定期地关注与探讨此议题，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