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讨论

2020年9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我们也愿承担与中国发展水平相称的国际责任，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力量。中国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续做出艰苦卓绝努力，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做出更大努力和贡献。”

在2014年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联合签署《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第一次向全世界承诺“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将这一承诺在2015年法国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上再次向全球宣示。

时隔六年，全球面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于9月22日、23日、30日，多次向全世界表述，“愿承担与中国发展水平相称的国际责任”和“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经济正处在困难的恢复时期，这一时刻提出碳中和目标，超越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预期。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碳达峰，总体上来看，特别关键的就是结构调整，涉及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用地结构等。发达国家实现碳达峰更多是通过产业转移来实现的，如制造业转向发展中国家等。我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大国，如果想通过产业转移来实现是很困难的。

另外，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也要求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保证绿色底色。未来要依靠科技进步，提升产业链价值链。能源结构也是一样，国际上对我国的煤电投资等诟病较多，未来需要认真细化和研究。

自美国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以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一直处于低潮期。过去4年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不大，甚至倒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主动加压，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振了信心。目前中国人均GDP虽然进入了中高收入水平，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相应气候责任小于高收入国家。根据党的十九大确定的两个“十五年”目标战略安排，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要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因此，2060年碳中和目标与未来中国的发展水平相符，也是中国对未来经济发展具有充分信心的体现。

欧盟计划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美国尚未提出此类目标，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一个像中国一样积极承担二氧化碳减排责任，在这点上，中国充分体现了一个大国的责任担当。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经济正处在困难的恢复时期，这一时刻提出碳中和目标，超越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预期。

中国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实现碳中和是全球实现碳中和、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保护全球气候的重要前提。这次承诺，加速了全球实现碳中和的步伐，为实现本世纪内将温升控制在2℃之内的目标提供了可能性，也让1.5℃的目标更具有现实意义。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影响，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正面影响。中国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同时也承受了气候变化的巨大损失。通过详细评估了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如果不做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到本世纪末，气候变化可能会使水稻减产36%、小麦减产16%、玉米减产45%。除了农业之外，同时评估了气候变化对制造业的影响。中国东部地区、南部地区、成渝地区等，是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同时也是温度上升的主要区域。在基准线情境下，到本世纪中叶，气候变化可能会造成35%的生产力损失。所以说，中国也将会受益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减缓

经济增长和碳减排之间的矛盾

经济增长和碳减排之间如何平衡的挑战是长期的。解决矛盾问题：一是法治化，二是市场化。

一是，通过法治化建立起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效机制。气候变化与一般环境污染问题不同，用冲刺的姿态无法完成长跑。目前中国还没有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法律，缺少了法律授权，碳排放管制就很难找到抓手。2014年《环境保护法》的修订，让环境执法变得有法可依，有力地推动了环境质量的改善。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更加艰巨，而且到2060年还有40年，必须通过法律保障才能建立起长效的减排和监管机制。因此，建议尽快启动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可以是单行法，也可以与大气环境治理等其他环境问题协同立法。

二是，通过市场化手段，可以用最小的社会成本实现碳中和。中国在利用基于市场的环境与气候政策工具方面，已有很多富有成效的尝试，比如2011年建立的区域性碳交易体系和目前正在建设的全国碳市场。事实证明，以市场为主导的减排机制是最有效的，既能实现减排目标，也能让企业自主选择减排手段，给企业足够的灵活度，减少企业压力，平衡企业成本。我们研究发现，在区域碳市场试点地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低碳创新专利增加了20%；而且，碳市场并没有对企业的财务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三是，除了碳市场，另一个重要市场手段是碳税。目前全国碳市场只覆盖了电力行业，在未来或可考虑用碳税的方式规制其他行业的排放。碳税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从碳排放管制的角度看，将碳税纳入环境保护税法之内，与生态环境领域的排放许可制度紧密结合，能够充分获得现有体制机制的支撑。从碳排放主体的角度看，碳税能够提供稳定的价格信号，有利于企业的投资与经营决策。
      

地方政府工作

中国的地区发展差异很大，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要有不同的达峰与碳中和时间表。中国要整体如期实现这两大目标，发达地区就必须提前实现。特别期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比如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在“十四五”规划中能明确提出达峰路线图，并制定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与管控方案。

对于欠发达地区，在短期内还是应当聚焦本地区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在解决本地生态环境问题的过程中，统筹考虑碳减排的共生效益。

2060年碳中和目标，将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未来各地在社会经济规划和产业规划中，必须考虑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这就需要提高地方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除此之外，有些地区的民生还依赖于高碳能源的生产与消费，在压减高碳能源的同时，各地要有配套的社会政策，避免这些人群陷入困境。

长期战略建议

中国的走出去战略需要倡导低碳、绿色的对外投资。一方面，这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也是预防全球碳管制的差异性可能给中国带来的竞争劣势。比如，需要警惕国际贸易中可能产生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尤其是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处于追赶阶段，并没有做出显著的减排承诺。如果中国对外不倡导和坚持低碳投资，可能会使中国的国内企业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能源替代的几点思考

一方面是从改变消耗的能源入手，如我们现在大力发展的非碳氢能源利用，水电、风电、太阳能，还有可控核聚变。但改变这个领域需要持续并且大比例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更需要一个漫长的替换过程。1942年，著名物理学家艾立科·费米点燃了世界上第一座原子反应堆，为人类打开了原子世界的大门。1954年，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电站在前苏联建成。原子能发电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生活和生产便利，包括环境影响的改变。时至今日，锅炉工业已有上百年历史，原子能发电也有60多年历史。他们分别在各自所需求的领域发挥着相互间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必须认识到，能源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另一方面在应用装备领域寻求替代，比如当今世界各国推行的电动汽车，以动力电池和驱动电机取代内燃机。我们知道，电动汽车早于内燃机汽车被人类认识和开展探索性应用，基于电能的存储、携带和蓄能装备存在的技术障碍，很快被内燃机汽车取代了。即便如此，人类没有放弃电动汽车的研究和探索。在获得电能输送方式上的研究成果后，人类在上世纪初实现了有轨电车商业化，在上世纪中叶实现了无轨电车市场化，人类将有轨和无轨电车的优势相结合，成就了我们今天的电气火车、动车组和高铁。这些成就的基础，是先辈们不懈努力的成果。人类在解决了电力能源输配送技术问题后，能否解决电力能源充填、储备和携带问题，正是今天电动汽车领域科技工作者需要回答的问题。

欧、美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有50~70年过渡期，中国只有30年，2030年后中国年减排率平均达8-10%，将远超发达国家减排的速度和力度。实现长期碳中和目标，所有国家都要做出巨大努力，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更大挑战。我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需比发达国家2050年碳中和付出更大努力。

2030碳排放达峰，2060实现碳中和，不是一句空话，需要落地实施和兑现。务实看发展，落地做事业，把我们这代人该做的事做好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