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政治的底层逻辑是，通过大肆排放温室气体而致富的国家有责任比那些没有排放的国家更快地减少排放，同时拿出钱来帮助穷国适应向清洁能源的转型。
这个政治框架在气候外交的初期是有意义的。早在1990年，几乎三分之二的排放差异可以用国家的污染排名来解释。但是，在全世界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三十多年后，民族国家之间的差距不再是理解这个框架的最佳方式，还需要引入其他分析框架和角度。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国家内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排放不平等，压倒了当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换句话说，高排放者（富豪们）在国际上有了更多的共通之处。无论他们把家安在哪里，属于哪个国家。
图说：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与日俱增
来源：世界不平等实验室
据彭博社3月24日报道，巴黎经济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领导的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IL）的研究人员，最近提出了一种新的评估，呼吁大家更多关注消费者收入的不同措施，而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
事实证明，在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分配不均的一代人之后，个人财富比国家财富更能解释排放源。要落实改善气候环境的愿景，首先要遏制较富裕者的碳排放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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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和穷人的碳排放量级不同
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IL）的研究人员利用一系列数据，从饮食到汽车所有权、股票市场投资和全球贸易来估计个人的碳排放情况。根据乐施会的数据，趋势很明显：排放量通常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
前10%的碳排放污染者约7.7亿人，大约相当于欧洲的人口，他们的年收入平均超过3.8万美元。而最富有的1%，年收入为10.9万美元的人，是迄今为止增长最快的排放源，约为6000万人。他们生活在世界各地，其中约37%在美国，巴西和中国各占4.5%以上。
随着人们越来越富有，饮食趋于多样化，肉类消费上升。如果每个人都保持着澳大利亚人或英国人的饮食习惯，我们就需要第二个地球。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2019年美国人平均吃了53磅的牛肉，而牛肉是碳排放最密集的肉类。以中国和南非为例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吃的肉也比以前更多。
在收入分配较高的地区，排放量成倍增加。根据WIL的数据，碳排放最严重的单一资产——超级游艇，去年的销售额激增了77%。像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所乘坐的11分钟的太空之旅，每位乘客的碳排放量比世界上最贫穷的10亿人中的任何一个人一生的排放量都要多。
2019年从法国出发的所有航班中，有十分之一是乘坐私人飞机。在短短四个小时内，这些个人拥有的飞机产生的二氧化碳相当于欧盟平均每人一年的排放量。而根据波音公司的市场分析，地球上有五分之四的人一生中从未坐过飞机。
图说：从法国出发的私人飞机
来源：世界不平等实验室
同时，拥有一辆汽车是扩大个人碳足迹的最快方式之一。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SUV是2010年至2018年全球碳排放增加的最大贡献者，仅次于电力。在美国，每100人中约有84辆汽车在路上行驶，而在印度只有24辆车。但在国家内部往往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圣保罗，超过三分之二的最贫穷的男性会步行或骑自行车去上班，不排放碳。根据2016年的一项研究，在巴西城市最富有的10%中，只有约10%的人拥有这种无车生活方式。
当涉及到能源消耗时，差异可能更加明显。在尼日利亚，一个普通人一年的用电量约为一台美国高清电视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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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格局已经改变，关于碳排放的讨论也应如此
高排放国和低排放国之间的巨大差距表明，目前以国家为中心的碳减排方法需要被重新思考。
共同领导WIL的巴黎经济学院的研究员Lucas Chancel指出，碳税就是一个例子。这项政策在许多地方被部署为一种递减措施，这意味着较穷的人支付更多的收入比例。你越往下看财富分配，人们为能源支付的比例就越高。
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分配的顶端，因为富豪们集中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而他们并没有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
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穷人开始能够负担得起SUV车、航空旅行、肉类和其他高碳生活方式的元素，减少这些新排放的政治障碍可能会增加。研究员Chancel对此表示："在事情完全疯狂之前，有一个几年的机会窗口。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窗口期，社会将更加复杂，因为碳政策将不再像以前那样集中于少数精英。它将是广泛的，它将影响整个人口"。
解决国家内部的排放不平等与减少国家层面的污染同样重要。WIL的研究表明，例如，为了平衡美国的碳足迹，其最大的排放者将不得不在2030年之前减少87%的污染，而底层的一半实际上可以增加3%的污染。
这些发现触及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的核心，通过该协定，各国根据自己的能力做出了减排的承诺。如果美国只是计算其最底层的一半收入者的排放量，它将已经走上了将全球温度上升限制在1.5C的轨道，这是巴黎协议的延伸目标。但从国家层面来看，随着美国富人的加入，美国正远远落后。法国、印度和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图说：基于2030年国家减排目标的个人排放量
来源：世界不平等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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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气候政策应该如何针对不平等做出改变
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富人的选择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交通和住房方面。世界上仅有的1%的人口要对一半的航空排放负责。在美国，汽车是最大的人均排放源，在欧洲则是第二大。例如，创造对电动汽车和热泵等低排放产品的需求，就可以帮助补贴世界上其他人进入中产阶级的无碳道路。
正如大企业通常拒绝充分使用他们的游说力量、社会资本和品牌身份来迫使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气候行动一样，富人往往也不会充分使用他们的影响力：作为榜样，作为企业高管或董事会成员，作为公民，资助和支持政治运动，在公司内部倡导变革，以及直接游说政府，这些都是推动环保变革的精英们尚未尝试的有效方法。
隆德大学可持续发展科学教授、《自然-能源》论文作者金伯利-尼古拉斯（Kimberly Nicholas）说："如果你在前10%，你就有最大的权力和可能性来帮助实现这些系统性变革。
WIL的数据显示，碳排放的失控主要来源于这一类人——前0.001%的超级富豪们。
他们的责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的决定可以产生与全国性政策干预相同的气候影响。前10%的排放者产生的碳总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倍多。尽管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在1990年至2019年期间的排放量出现了惊人的下降，但他们仍然是全球变暖的重要来源。而富裕国家的中下层往往被排除在经济繁荣之外。
图说：按排放百分位数计算的人均排放量增长情况
来源：世界不平等实验室
虽然在过去三十年里，65%的碳排放最少的人的收入在稳定增长，导致排放总量也在增加，但他们对全球变暖的贡献仍然相对很小。让数亿人摆脱极端贫困，只会使全球排放量增加不到1%。
当然，也有富豪们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表率作用。例如，《环球零碳》之前介绍过比尔-盖茨通过投资Carbfix等碳排放移除初创公司，投资碳抵消等措施来应对个人和企业的过量碳排放。
不过碳排放的不平等还是暴露了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由于经济消费和碳排放还在继续上升，那么能否在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同时，实现向碳减排和消费转变的过渡？这或许要看既得利益群体——世界上的富豪们的配合程度了。
撰文 | 张书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