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效方面同样进展显著。单位 GDP 的能耗和单独产品能耗——吨钢、吨水泥、吨乙烯能耗等——都有显著的下降。我们的经济结构也在发生显著变化，服务业占比上升，低碳的新型制造业占比也在上升，传统的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占比在下降。 从煤炭的消耗来讲，整体来说煤炭的消费量自 2013 年达到了峰值之后一路下降，虽然经历了 2018、2019 的轻度反弹，但并没有超过峰值。从长期的趋势来看，煤炭已经失去了大幅增长的动力，这为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和清洁化创造了条件。“十三五”期间二氧化碳排放的绝对量虽然还在增长，但增长速度在变缓，这表明了中国的经济正开始和碳排放脱钩，在走向达峰的进程中。
邹骥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北京办事处总裁
▎ 中：您认为“十四五”期间的能源气候类指标能否保持“十三五”的力度？
▎ 邹：我认为可以，我们有这个潜力。如果不保持这个力度，我们的能源结构转型就没有压力和动力，在投资方向上没有强有力的目标来指引。这一阶段再进行高碳投资会锁定碳排放，这些资产的搁浅成本也是巨大的。另外，中国的研发进度也会受到影响，自主研发技术的国际竞争力也会输给他国，比如欧盟出台“欧洲绿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后， 他们会加速投资研发，人家走的更快了，我们就更要有一种紧迫感。
我们认为应该设置有雄心的环境目标，包括空气质量目标和碳排放目标，进而将这个目标分解到企业和居民。分解的过程从经济学上讲就是确定环境这种公共产品的产权的过程。排放额度分配之后，要使其成为可交易的产品，并形成碳市场。环境[碳]产权一旦可以在市场上交易，就可以发现并确定环境资产的市场价格，这时可交易的配额就变成了一种资产，就会有聪明的投资者去投资于环境[碳]资产。 如果通过调控碳市场，让碳价格呈现长期上升的走势，反映碳资产日益稀缺的趋势，投资者就会根据这个预期向低碳领域投资，技术研发者就会去这个领域创新。我们就能把外部的环境效益、健康效益变成内部的、市场主体的经济收益，这些也都会贡献给我们的 GDP。那时候得到的 GDP 是有利于人民健康、气候安全、环境舒适的GDP，而不是一堆过剩的产能、污染的产物，那时我们的国民财富构成将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更加均衡，更加全面体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这才是所谓高质量的发展。
